近期，在美國出版的《原創性翻版——中國當代建筑中的模仿術》一書，列舉了上海、廣州、杭州、石家莊、濟南、無錫等地一大批“山寨建筑”。許多建筑師為了做成項目，紛紛琢磨領導和開發商的喜好，看他們的臉色做設計。“有的領導一時興起時，都是直接畫圖的。”一位建筑師無奈地說，“如果出版他的圖集，不比專業的設計師少。”(12月23日中國網)

　　讀了這則新聞，終于明白為什么當下中國閃爍著“土豪金”的地標建筑層出不窮、摩天樓越來越多了。這些“高端氣派上檔次建筑”不是城市環境的要求，也不是實用功能的需要，更不是建筑技術發展的必然，而是某些地方領導人的拍腦袋的杰作。只不過，這種借助建筑師之手的“炫技表演”，不僅違背建筑師們的意志，也違背建筑的本真。

　　改革開放30多年來，我國的建筑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期。據報道，2012年中國的建筑規模達到27億平方米，接近當年世界建筑規模總量的一半。大體量、超高層的新特建筑在中國城市拔地而起。包括一些內地城市在內，追求“國際化大都市”形象正成為一種時尚。在此過程中，雷同的、呆板的、毫無生氣的水泥森林不斷涌現，“千城一面”現象日趨嚴重。有人甚至形容，中國200個城市如同“一母同胞”。

　　200座城市如同“一母所生”，人們馬上就想到了中國的建筑師們。但將“千城一面”的罪過完全歸咎于建筑師，顯然是有失公允。某種程度上，這是中國建筑師尷尬生存狀況的寫照。

　　首先，中國建筑師要看某些領導和開發商的臉色搞設計，這無異于“帶著鐐銬跳舞”。有報道，一些青年建筑師在偏遠地區做的扶貧項目或公益項目，反而能贏得國際建筑界關注。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李曉東在云南麗江做的玉湖完全小學項目，獲2006年亞洲建筑師協會建筑獎金獎，在福建永定做的下石橋上書屋項目獲2010年阿迦汗建筑獎。對此，中國工程院院士崔愷認為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，這些項目的建筑師較少受到業主對創作自由的干擾，更能夠自由發揮。另外，這些公益項目的資金有限，也讓建筑師更能夠回歸建筑本體。

　　二者，當代中國的建筑史，某種程度上正在由外國的建筑師們書寫。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的團隊，對北京、上海、廣州三地的城市核心區約1平方公里的區域內的建筑做過一項調查，結果顯示：在該核心區內，上海36幢建筑有29幢出自西方建筑師之手;廣州12幢建筑只有4幢為國內建筑師設計;北京核心區內8幢建筑則全部由西方建筑師設計。

　　其實，中國從來就不缺有眼界的建筑大師，比如貝聿銘，比如梁思成，比如2012年獲得有“建筑界的諾貝爾獎”之稱的普里茲克建筑獎的王澍。令人遺憾的是，中國的城市建筑正陷入一種怪圈：要么最高，要么最怪。據中國工程院院士，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副院長、總建筑師崔愷介紹，一些實驗性非理性的建筑，應當反思決策機制的缺失。

　　建筑是一門遺憾的藝術。要改變城市如“一母所生”的窘境，讓建筑藝術少一些遺憾，讓建筑師們少一些尷尬，城市的管理者不僅要尊重本土建筑設計師，還要尊重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們。須知，高大、現代的城市，或許不是市民想要的，也不是建筑設計師們的真實構想。